（原文刊於《號外》2015年1月號）
世界一分為二，舊的已死而新的有待重生
雨傘運動之後，大家都說，香港，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並非對舊事的眷戀（原初的永不可折返），而是，香港，這個在文學上曾被貫以「傾城」、「我城」、「浮城」、「V城」、「傷城」、「失城」等的城市，將轍換上一條新的軌跡航道，告別這17年來一個個互有重疊的時間標籤骨牌如「後九七」、「後沙士」、「後天星碼頭」、「後高鐵」，而正式進入無可回頭的「後佔中」（或「後佔鐘」）。
想到葛蘭西一話：「舊的已死，而新的卻痛不欲生」，而我更願意相信：「舊的已死，而新的有待重生。」
我城一分為二
然而，登上那班城市轍換列車的，只是「一半的人」。「世界一分為二」，親身經歷「佔中」這神奇、詭異、開拓城市無限想像與空間可能性的一群，跟不痛不癢的旁觀者以至「反佔中」者，將在同一城市中看到兩個世界圖像，說著兩套語言，彼此無可通達，而只剩分裂或進入長期殊死爭戰之一途。
直至一個大浪淹至，如恆常規律般又將曾幾何時的一些抗爭者，沖向他們曾立足的灘頭彼岸，成為他們曾經所是或以為所是的相反，但這應該已是幾個世代之後的事。而始終視反抗為存在本然（形而上與歷史上的反抗）的忠堅者則仍是有的。
如此情景下，可以想像，未來將有兩股撕裂的力量在我城中角力。
一股（官方及其權力同謀者話語）繼續高唱中港融合、民族主義、愛國愛港、普教中、國家安全、三權合作、中國夢、大一統、和諧社會、向上流動、大型基建（基礎建設）、高鐵紀元、市區重建等；另一股（抗爭者之信念與想像）則反唱中港區隔、世界主義、本土身份、生活語言、三權分立、抗爭力量、後物質主義、高鐵恐慌、在地社群等。互不中和，直至其中一股完全把另一股消融互解，此之為我城的終極命運。
官方的主旋律無疑是巨大的（尤其它可以不斷透過「人口政策」把另一方削弱），只是另一方的反抗者次旋律亦不容小覷──正如一些有識之士曾以為自己是「香港末代文化人」，而事實證明，「末代」如「末世」都比想像中更遙遙延擱，也即是我城的生命韌力超乎尋常。
你以為我城的故事已經說完餘下只剩故事的尾巴嗎？殊不知我城的故事又開啟新的一章，唯有故事可以為我城續命，一千零一夜漫漫無盡頭，如果先行者倦了，自有前仆後繼的後來者、未來者接上。
鹽柱成了一根浮木
我其實一向是一個沒有太多未來想望的人。生命的基調是回頭，相當長的時間我甚至願意原地站立作一根鹽柱。
如果有所謂「未來」，那更可能是一種背向，如班雅明對Paul Klee畫作《新天使》（Angelus Novus）的詮釋──天使的臉面朝著過去，雙眼凝視某物、嘴巴開著似有所驚嚇、萎縮的雙翼張著，祂想要停留、喚醒死者，把被敲碎的給補完。
然而，天堂吹來一陣強風，把祂吹向祂背向著的未來；人們稱那風暴為未來。「背向的人」不預測未來，也是基於聖經所言的「各從其類，各安其位」。
如果生命是一場戲碼，有說文學書寫的最佳視點，在於站在觀眾席最後排，以遙遠的距離目睹全局；如果生命是一場災難，書寫的最佳切入點，在於劫後餘生後，書寫者回到廢墟現場逐一撿拾廢墟瓦片，將之拓印於文字的灰泥與磚塊。
文學作家如果切入當下時局，或多作「詮釋者」或「評論者」，至於未來的指路明燈嗎，且留給別有洞察眼光的政論家或意見領袖。
我樂於閱讀其中有識見者對未來社會及世界的預見；自我設限除了本性和文學秉性使然，亦由於明白，預想未來可以是一種權力的引誘，其中或包含一點當一個現代先知或救世主的情結。但真正手執水晶球的未來學家始終稀缺，維護的方法便是不輕易僭越。
然而為時70多天的雨傘運動的確對我有深切的影響。我仍然背向那股把我們吹向未來的「進步」風暴（就是以上所述的官方權力話語），神迷於廢墟碎片與歷史幽靈（更接近抗爭者信念，將「浮城」延續），但在這場運動中，我的生命確是「跳掣」（跳電）了、意想不到地接上了生命列車的開關，站在索多瑪城山上的羅得之妻總於被解封了。
鹽柱成了一根浮木，隨水漂流。而我城不是索多瑪，命不該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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